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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是很安静。简谱(傅雷和傅聪前世)

2020年12月29日凌晨5点40分，庚子年岁末，我收到了来自瑞典舞蹈家江青的噩耗:“傅从刚刚刚去世。心碎了。他是我最尊敬的朋友，有一颗真诚的心。我在1962年认识他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。上个月，我打了几次电话。刚才他老婆打电话给我说他很安静。难以接受……”

前一天，杨雪兰女士去世了，今天是傅聪。在疫情的那一年，我的生命注定了，我逝去的灵魂，我活着的生命，我深深地陷入了悲痛之中。

这一天，我在朋友圈发帖:伟大的音乐家傅聪带走了一个时代。

读大学的时候，我放不下《傅雷家书》，因为里面包含了对艺术、对人生独特的见解和语重心长的教诲，倾诉了父亲对儿子的爱和希望。没想到，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了傅聪，那是1985年6月3日的下午。早上，我接到父亲的电话，让我中午去北京燕京酒店见他，见傅聪。兴奋之余，担心下午的彩排。当时我在空政剧团参加老师桂王的剧《W.M. We》的排练(这部剧后来成为80年代写在戏剧史上的一部作品)。我父亲告诉我不要去排练，他为我请假了。我们在北京燕京饭店的餐厅遇见了傅聪。他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大脸浓眉，脸色白皙吉祥。他匆匆吃完午饭，带我们去了他的房间。没想到，父亲和他的对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，直到他不得不去赴下一个约会，两人才说再见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以为是两个“天文学家”在谈论人类事务。说到傅聪的幸福，他的笑声仍然萦绕在我的耳边。后来，父亲在当时的一份通俗刊物上发表了他们的谈话《和傅聪谈傅雷等人》。我记得当父亲告诉傅聪，他想让《傅雷的信》中的人物出现在舞台上时，傅聪睁大了眼睛:写剧本？父亲回答说，他想写一部不同的戏剧，不拘泥于现实和传记。傅聪马上说，一部像布莱希特的《伽利略》那样具有象征意义和哲理性的戏剧？看过中国青年剧院的《伽利略》(黄、联合执导)，演出几乎被遗忘，但伽利略生前的台词却被深深铭记。他悲伤地说，没有英雄的时代是悲惨的。然而，他平静地回答学生: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是悲惨的！记得那天傅聪说，中国英雄少凡人多好。项羽的“他可以取而代之”这句话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苦难？那一天，这两位相惜的艺术家深入探讨了生活和艺术，傅聪还说，他喜欢毛泽东的诗“西风强，长空鹅叫霜晨月……”大声呼喊…

一年后，父亲终于写出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戏《傅雷与傅聪》，发表在1986年的《钟山》第三期。剧本第一句话是:“人要正直…傅雷和他的家人是大写的人。当传统的戏剧规则无法表达我的思想和内心的激情时，我决定不被束缚，试着写一部诗意和电影化的戏剧。”但当时上海、北京、香港的演出都失败了。他遗憾地离开了。他当时56岁。那是1989年炎热的六月。我记得在他去世前，我从纽约给家里打过电话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他和创作团队已经完成了傅雷和傅聪的所有创作方案，但由于某种原因，他们无法排练…二十天后，他倒在华山医院的走廊里。那天晚上，他那辆载着他走过过去十年的永久自行车一直静静地等着他的主人…我不能回去送我父亲最后一程了…他最终没有成功成为傅雷和傅聪。一年后，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陈撄宁女士去纽约担任四海剧场的导演，催促我完成父亲的最后一部作品《傅雷与傅聪》，但我不得不用英语表演。当时我在夏威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利用繁重的学习空间隙和周末假期完成了剧本的翻译。1991年6月，我去纽约开始排练，8月15日，我在纽约外百老汇的佩斯剧院首演了这部剧。开幕当天，我的母亲顾花梦，我的姐姐薛莲，谭盾、李安和NBC的主播，加里克·乌特利和舞蹈家弗洛伦斯·许仁杰等亲朋好友都来观看。全剧最后一幕，傅聪和儿子在一个虚构的空房间里相遇。我用很长的时间表让他们从舞台的两边走到对方身边。此刻，两人都穿着白色的古希腊长袍，傅聪侧面的投影已经把傅雷的家书摆满了舞台。傅雷的傅聪乐谱也洒满了舞台空；父子俩分别反映了僧书和乐谱，看起来都是手写和乐谱的流动。最后，他们两个在舞台中央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他们鞋底的白布开始向外蠕动，露出下面的红色，就像溢出的血一样…我热泪盈眶，就在这时，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我抬头看见我的父亲胡为民清晰地站在舞台上…首映式非常成功，来到舞台谢幕时，我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观众站起来鼓掌。演出结束后，乌特利和他的妻子含泪前来祝贺…

第二天，《纽约时报》和《乡村之声》都发表了不错的戏剧评论。PBS在英国采访了我和傅聪先生。当我谈到演出的最后一幕时，傅聪说，你父亲会察觉到这一切的。他们都会知道的…艺术具有神奇的力量，艺术超越国界。

五年后，我的家人在洛杉矶遇到了傅聪。他来开音乐会。那天，他妈妈给他做了一顿晚餐。我们去了一家著名的中国餐馆，圣马力诺亨廷顿大道。傅聪穿着一件中国浅蓝色外套和一件白色中国衬衫，头发干净，眼睛明亮。他清楚地记得十年前父亲在北京和他的相遇，说我比那时高。他知道他的父亲在1989年突然去世。“才五十六岁…可怜，可怜，可怜！”他一连说了三个遗憾。我妈妈和他谈论了一些关于上海的旧事。我告诉他，我1992年在香港超过了他。他离开的第二天，我到达了香港。

导演杨石碰曾告诉我，看完香港话剧团粤语版的《傅雷与傅聪》后，傅聪评价演出“像范曾的画”。你什么意思，师鹏的前辈不知道？但是我猜到了几点。我跟傅先生提过这一段，他点点头说:“对，像的画……”他还问了我在纽约的演出，我告诉他这是一场和湘钢完全不一样的演出，并介绍了一些演出的处理，包括音乐的选择等等。傅聪静静地听着。突然，他用上海话大声说:“我一直想看一看！”我还告诉他，我的丹尼斯·卡罗尔教授也在夏威夷安排了一个。那天午餐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这家餐馆主要是当地美食，红烧肉是特色菜。最后，傅聪看着那碗红烧肉，严肃地问大家，你们还想吃吗？我们说过不吃的。他有点害羞地说:“那我就吃了它。”他把剩下的红烧肉舀到碗里，一个人吃的时候说:“这屋里的红烧肉很侠义，很好吃！”上帝完全像个孩子，我们都笑了。晚上，穿着燕尾服的傅聪优雅地出现在舞台上，挤满了音乐厅。当晚，他演奏了肖邦的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，气势恢宏，从头到尾充满了舞蹈的旋转节奏。又快又慢的马祖卡很迷人。那一年，傅聪通过扮演马祖卡获得了“金奖”。面对经久不衰的观众，他两次复出演出。我全家都去了，我妈妈感动得哭了。第二天，傅聪去了旧金山。他不知道，我悄悄地跟着他。当演唱会结束，我出现在后台祝贺他时，他有点惊讶:啊，列侬又来了？我说，机会难得，我一定要来。他说，今天不好，有点不对劲…我说，太好了。《船歌》感动得我热泪盈眶…他笑着拍了拍我。然后，我被拖去拍照。他转过头，抱歉地对我笑了笑，然后离开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被包围…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傅聪先生。后来，我听一个朋友说，他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，在吴兴路的一所房子里，和她是邻居。后来告诉我，傅先生买的房子还有他的信用。不幸的是，当我回到上海时，他已经回到了伦敦。

自从1991年傅雷和傅聪在纽约首演以来，三十年已经过去了。这部剧还没有用剧本的母语中文演出过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怕重新安排戏。因为，到目前为止，这是我安排过的最难的戏。除了辛苦的创作之外，傅从父子之间的对话，似乎就是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理交流。那种重叠，那种穿透灵魂的折磨，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精神与情感的沉重旅程。

现在，另一位剧作家傅聪真的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然而，他的“艺术具有神奇的力量，艺术超越国界”这句话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傅雷曾对傅聪说:“做人是第一位的，然后是艺术家，然后是音乐家，最后是钢琴家。”

父亲曾对我说:“永远记住你是中国人！不要忘记中国美学…你属于艺术！”

今天，你可以继续你的谈话，我们将继续在地球上静静地聆听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