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不由己的我们，有没有选择死亡的自由和权力？

今年，“安乐死合法化”议题出现在人大代表议案之中。

3月7日，因目睹很多绝症晚期患者遭受的巨大痛苦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刘贵芳建议：应在中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，并“在合法基础上规范安乐死行为”。

今天三位主播聚在一起，聊了聊死亡、尊严和退路的话题。

2017年8月，重病缠身、痛苦不堪的冷霞，在丈夫、女儿与女婿的环绕下，亲口饮下女婿买来的老鼠药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此前，她由于多重疾病与摔倒导致的骨折，瘫痪在床，痛到一团团扯下头发，已无数次要求家人帮助自己结束生命。

一年后，事发地浙江省台州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丈夫及女婿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5年，女儿有期徒刑2年、缓刑3年。

庭审中，女婿低头道：“药是我买的，我心里难受，我觉得我要对她的死负责。”

女儿痛哭不止：“我是个不孝的女儿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自己都想死，我了解我妈的病，但我无能为力”。

丈夫请求法官：“外孙13岁了，严重叛逆，女儿身体也不好，家里管不住他。希望把我抓去，把我女婿放出来管孩子。”

法官说：“其情可怜，其罪不可恕。”

这是近几年来，我国最受关注的一起“安乐死”案件，它的出现，再次激活我们对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。

庭审画面

我们为什么需要安乐死？

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。

传统的中国观念里，大多数人坚信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——不论生命多么痛苦，只要活着就还有转圜的希望。

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未来还有希望的基础之上。

而对于绝症患者来说，相比于等死的恐怖，有时死亡可能才是一种解脱。

2015年，《经济学人》发布了一则特别的广告。

画面里，一方医院的天花板，歪扭而阴郁。

一行文字问道：“你是否能忍受这样的生活？”

这是一个僵卧病床的绝症病人视角——身上插满管道和仪器，他漫长的余生都将在这片视野下渡过，没有阳光、没有飞鸟，甚至连一阵微风，在无菌病房中都成了奢望。

陪伴他的，只有仪器运转的嗡鸣，和深入骨髓的疼痛。

《深海长眠》

死亡，是个瞬间动词，而现代医学，却能将这个瞬间无限延长。

“我觉得那个十年特别漫长。”

@黄瓜汽水一直无法忘记，姥姥从风湿到瘫痪，整整十年间，日渐枯萎的模样。

“从最初像霍金的状态，手指头、脑子和嘴还能动，到后来，慢慢脑子动不了了，阿尔兹海默后，连话也说不了了，皮包骨头、身上长起褥疮……”

最后的一两个月，七八十斤瘦小的老太太，脸却浮肿得像面包一样，她哀叫着，在机器的滴滴声中离开人世。

《她选择了安乐死》

有时，即便一脚已经踏上奈何桥，医生也有办法再留你一留。

在做临终关怀陪护志愿者时，@渣渣郡听医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
一位癌症晚期的老奶奶，陷入深度昏迷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，而那一天，恰好是她的女儿大喜的日子。

医生问是否需要抢救，家属回复，无论如何也要让老太太看女儿结婚一眼。

于是，心脏复苏术、插管、输药、打肾上腺素、强心针，“我们当时在老太太身上抢救了几个小时，我感觉她身子都被震碎了”，老太太活着挺到了女儿礼成。

当然，她早已没有了意识，挺过来的，只是一具尚有呼吸的残破躯壳。

《良医》

世上永远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，就像一个健全的人类，永远无法想象绝症缠身是怎样的痛苦。

中国台湾第一位赴瑞士，接受“协助性自杀”的前体育节目主持人傅达仁，这样描述他的癌症病痛：

“消化系统严重失灵，疼痛难忍，吃了就拉，生不如死。”

从70多公斤的运动健将，一路消瘦到40多公斤，骨瘦如柴，镇痛药要一把一把地吃，吃到最后，连镇痛药都没了效用。

“我都已经痛成这样，没有活的条件，你说我还不安乐死吗？”

呼吸机、ECMO，我们有太多仪器，能够拖慢死神来临的脚步。

但这些机器不能告诉我们，该如何让一个人，安然地走上我们必经的归途。

全球唯一允许外国人接受“协助性自杀”（由患者自主完成致命步骤的安乐死方式）的国家瑞士，有两大“协助性自杀”机构。

它们的名字别有深意，一个叫做尊严（Dignitas），一个叫做解脱（Exit）。

“尊严”与“解脱”，仿佛正是安乐死之于人类，最大的两个意义：

在你即将因为病痛失去自理能力、因为阿尔兹海默失去思维能力时，你还可以选择，让生命终止在一个相对美好的时刻，保留一个有尊严的结局。

或者，当你已深陷无解的病痛，疾病的酷刑已让你对死的渴求大过对生的留恋，那么你还又有一个紧急出口，只要转身推开门，就可以获得解脱。

一位在荷兰，已为数百人主持过安乐死程序的医生说道：

“我之所以在做这件事，是很功利性的。我只是希望未来在我也陷入同样困境时，能有人来为我做。”

荷兰医生伯特·凯瑟

安乐死合法化的热心支持者认为，合法化并非鼓励安乐死，只是希望，在生命的尽头，为我们保留一个可选择的选项。

尊严机构的一项数据也给出了类似的支持，他们发现，很多会员会提交申请，希望获得“临时绿灯”。这是一种准许资格，在资料核准，获得“临时绿灯”后，他们将有资格随时申请使用“协助自杀服务”。

获得临时绿灯的人会感谢道：“谢谢你提供了紧急出口，但我现在用不到。如果事情变得更糟，我会再来找你们。”

但他们中的7成，自此再未出现过。

许多获得了安乐死许可的人，并未真正付诸实施，但他们永远知道，当自己想要放弃与病魔搏斗，获得一场永恒的酣眠，身后永远有一条敞开的退路。

《西蒙的抉择》

但安乐死合法化的反对者，并不同意这一理想化的畅想。

他们担忧，一旦安乐死走向合法化，将带来可怕的“滑坡效应”。

如果绝症患者主动中止生命的申请能够被批准，那么患有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患者，是否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？

如果成年人可以接受安乐死，那么儿童是否也应该可以？

如果只需要医生、家属及本人同意，就能够为一个人结束生命，那么这项法律，未来会否成为权贵实施隐性谋杀的便捷通道？

就像《安乐死医师的遗产》中一样，成为谋杀的手段

如果绝症末期的安乐死成为常态，那么并不想死去的患者，会不会被家人斥责为“自私”和“不懂事”，受到更大的道德性压力？

此外，实施手术的医生所背负的死亡压力、人在疾病末期一天三变的心理，实际执行过程中，将有太多的变数，挑战我们前所未闻的道德伦理与法律底线。

实际上，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

在20年前，最早允许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，申请安乐死的人数，正在逐年递增，截至2018年，已经达到6,938例，其中阿尔兹海默症病例占比2%，精神疾病占比1%。

越来越多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，试图获取这项服务。

用绝食抗议争取安乐死资格的荷兰抑郁症少女

在了无生趣的抑郁症折磨下，他们中有人绝食抗议，申请安乐死资格，有人刻意夸张自己的肉体病痛，并停止用药以激化身体病情，来“骗取”安乐死资格。

“为了确保安乐死，还得先上个表演班。”

在母亲隐瞒着他，为自己实施安乐死后，站在母亲棺木前，荷兰青年马克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。

2021年，在瑞士，更激进的安乐死设施获得批准上市。

这款名为“Sarco”的安乐死胶囊，已通过法律审核， 患者可以在内部自行激活程序，胶囊舱会被迅速注入氮气，并减少氧气比例，让人慢慢失去知觉。

借助这一胶囊，患者可以不通过医生、家人的同意，自主走向死亡。与其说是安乐死装置，不如说是“无痛自杀胶囊”更加贴切一点。

在荷兰，一次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“小事故”更是让人对安乐死程序的正当性产生质疑。

该次实施中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当场挣扎起来，她拒绝接受注射，但被家属和医生压制住，强行完成了程序。

事后，医生被告上法庭。起诉中指责他，枉顾患者自主意愿，强行实施安乐死。

然而医生辩称，这位患者在失智前，曾明确立下遗嘱，要求一旦因疾病失去理智，请务必为她执行安乐死程序。

有理智的我们，有资格为失去理智的我们决定生命的走向吗？

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们？

就像最近大火的苹果新剧《人生切割术》一样，如果上班与下班的人生完全被切割，谁才是那个能决定辞去一份工作的人？

《人生切割术》:下班的主角，警告上班的主角，不得擅自离职

死亡是如此复杂而难解的话题。

以至于它在中国，始终讳莫如深，就像那个“you-know-who”，没有人敢轻易呼唤它的名字，仿佛只要蹑手蹑脚地不去搅扰，它就不会到来。

然而，越来越长的人均寿命，以及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倾向，已由不得我们再去逃避。

《无名之辈》

每年，超过750万疾病终末期的中国病人，在病床上迎来终局，他们该如何，以最体面的状态走向黑夜？

我们该如何拥有一份针对临终医疗措施的预立遗嘱？该如何学会倾听父母关于生命末期的期许？

面对必将到来的离别，你是否已在心中做好了预案，与你的家人是否已互通心意？

除了立法之外，我们还有太多需要学习。

也许，安乐死是一个目前我们的社会尚还无法驾驭的议题。

但当更好的临终关怀、更早的死亡与生命教育得到普及，相信终有一天，我们将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，去直面这个话题。

《深海长眠》